基于小型开放经济RBC模型的中国经济波动模拟分析

以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建立一个具有投资组合调整成本的小型开放经济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在模型参数校准的基础上分析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典型化事实的模拟能力和方差分解效应,结果表明:小型开放经济RBC模型平均可以模拟大约8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技术冲击是造成中国产出和就业波动的主要因素。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分析——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数据

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数据资料,从家庭生命周期这一全新的角度出发,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就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类家庭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强度不同。总体而言,成长中的核心家庭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要强于其他类型家庭,扩大家庭的土地规模经营意愿最弱。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与实证检验

根据中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在城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从理论上首次推导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均衡模型。利用江西省1989-2008年的时间序列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江西省农村人口向城市部门转移达到稳定状态下的均衡城市化水平为79.23%。在分析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就江西省城市化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行政记录的广西人口数目估计

广西普查年或非普查年的人口数目通过统计调查方法获得,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成本高、时间长。这就需要我们探索其他的人口数目来源渠道。行政记录是一种比较好的来源。使用行政记录资料估计人口数目的方法有人口统计分析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人口统计分析模型是一种利用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及其他资料估计人口数目的宏观统计方法。它的优点是节约成本,缺点是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有时残缺不全,结果影响人口数目估计的精度。线性回归模型利用行政记录资料和人口统计调查资料的相关性对人口数目进行估计。文章利用广西户籍人口变动资料,使用这两个模型估计广西2010年人口数目,并且对估计的结果进行了评价。     

我国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当代主流的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2002年以来相关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究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之汇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机制以及传导效果。写作本文的目的不仅在于对汇率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而且想借此判断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金融环境,期望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     

产业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应用

文章从投入要素、技术因素、国内外经济环境及产业政策角度,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2000—2008年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应用Eeviews6.0建立单方程平行数据模型。实证结果与目前国内学者研究结果不同,即国内学者研究普遍认为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存在差异性,但文章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及时间差异,即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同,同一区域的不同时段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     

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态演进机制研究

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两个维度出发,结合特定制度及相关因素,厘清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机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相应条件具备时,围绕情境化、概念化、规范化以及定型化四个阶段循环演进,从而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态发展模式。明晰企业社会责任动态演进机制,把握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演生特质,为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路径参照。     

基于VAR模型的深圳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研究

深圳特区建立30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的迅猛发展,深圳保险业也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借助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方法,揭示了深圳保险发展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机制,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深圳保险业的影响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结论和建议。     

基于EGARCH模型和Bootstrap方法的在险价值度量

针对孤立使用传统的历史模拟法及GARCH类模型进行风险分析的不足,把EGARCH参数模型与Boostrap非参数方法结合起来,给出了基于EGARCH模型和Bootstrap的VaR测度的半参数方法。实证结果表明,基于EGARCH模型和Bootstrap的VaR度量方法比传统的历史模拟法计算的效果更好。     

中国对外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分析——基于Novy模型

基于Novy模型,测度了1999—2007年间中国与OECD18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以此来呈现中国服务贸易成本的大小及变化。中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并且在加入WTO后有明显加速的迹象,其中中国与美国、日本两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下降幅度要远低于总体下降幅度。同时,从成本的绝对值看,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双边服务贸易成本越高。